人生就是博

到他2005年去世

作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19-12-15

  巴金是一位世纪老人,到他2005年去世,见证了百年中国的跌荡历史,从刻画时代巨变的《激流三部曲》-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,到老年时期叩问心灵的《随想录》,他的文字却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激情与活力,成为无数读者的灵魂灯塔。

  “生活并不是悲剧。它是一场“搏斗”。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,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,通过乱山碎石中间。”——巴金在《家》的总序中这般写道,而“一直向前”更是他贯穿一生的座右铭。

  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世代做官、数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,当时的李公馆位于现今的青羊区通顺街上,如今去已觅不见任何痕迹,只能从巴金的记忆中想象:“门前台阶下一对大石缸,门口一条包铁皮的木门槛,两头各有一只石狮子,屋檐下一对红纸大灯笼,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’国恩家庆,人寿年丰’。”(《我的老家》)这是巴金1923年5月离开家时的样子,也是他的小说《家》中“高家”的样子。这座五进三重的大宅院里,巴金有“将近二十个长辈,有三十个人以上的兄弟姐妹,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。”李公馆上下都在一个封闭的既定的秩序中生活,巴金他在这个上百人的小社会里生存成长起来。

  他目睹了大哥被父亲安排婚姻,以抓阄的荒唐方法确定了新娘;目睹了三姐被人用花轿抬到一个陌生人家,一年后因为难产凄凉地死在医院里。而父母的先后病逝,也使他们作为长子长孙一家,卷入到大家庭的欺压和遗产争斗之中,直到可恨而可怜的祖父也死了这位封建权力大家长毕生“长宜子孙”的愿望也终告落空。

  1923年春天,一个暮春的清早,大哥在江边流着眼泪把巴金和三哥尧林送到木船上,他们从这里坐船离开了成都。

  在《新生•自序》中,他这样回忆:“我辞别了山,渡过了江,划起了一只独木小舟,向着人间的海驶去。暴风雨吹打我的脸,巨浪颠簸我的舟,但他们并不曾淹没了我。”

  离开家庭后,巴金在上海和南京辗转求学,后来远赴法国,在这一过程中,他为了排遣苦闷与思乡的情绪,开始写作。随着处女作小说《灭亡》的发表,巴金,一个新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坛。

  1928年巴金回到上海后,大哥李尧枚来探望,在闲谈中巴金提到想写一篇以自家人物为主人翁、反映封建大家庭的小说,大哥极力地支持。这部小说,就是《家》。小说中的高觉新,原型就是大哥李尧枚。最戏剧化的是,1931年4月18日《激流》总序在上海《时报》第一版上发表时,报告大哥服毒自杀的电报马上就到了,当时巴金刚好写到“做大哥的人”那一章。“

  1933年,《家》正式出版,巴金写下序言,题为《呈献给一个人》。这“一个人”,就是大哥李尧枚。他最终也没有读到这本书,而在封建家庭的重压下,选择了自我毁灭。

  “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。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。我在十年中间)1931-1940写完《激流三部曲》,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,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,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,有时叹息呻吟、流眼泪,有时愤怒,有时痛苦。”——巴金《创作回忆录》。巴金以十年时间完成《激流三部曲》,带给年轻人鼓励与希望,鼓励他们投身自己的理想。

  1978年,晚年巴金开始写作《随想录》,随着身体状况逐渐恶化,后期他已经拿不稳笔,又几次住院。1000多字的文章他断断续续要写几个月,有时候一天只能写出几十个字。从《灭亡》到《激流三部曲》再到《随想录》,巴金始终以青年时代确立的理想来拥抱这个世界,即使百岁,也依然青春,依旧在与生命搏斗。

  1985年,年过八旬的巴金收到了十位小学生的来信,他们向巴金询问“寻找理想”的问题。巴金的回答,就如他对自己漫长人生的总结:“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,它有时离我很远,有时仿佛近在身边;有时我以为自己抓住了它,有时又觉得两手空空。有时我竭尽全力,向它奔去,有时我停止追求,失去一切。但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,或明或暗,总有一道亮光。不管它是一团火,一盏灯,只要我一心向前,它就永远给我指路。”

  2005年10月17日,101岁的巴金离世。遵照他的遗嘱,他和妻子的骨灰被混在一起伴着玫瑰花瓣,飘散在东海。

  正如研究巴金的学者李辉所说:“年轻的巴金曾经比喻生命运动像水流,他的一生都在激流中搏斗/向前,从此,他的生命如激流一般汇入大海;从此,一个矛盾/痛苦,同时又丰富/伟大的生命,走进了历史。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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